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2月份，被告人刘某利用其担任某镇民政所会计的职务便利，在审核社会散居孤儿过程中，为某村党支部书记薛某（另案处理）骗取2011年孤儿基本生活费补助资金提供方便，将部分不符合认定条件的人员予以审核通过，并且非法收受薛某现金2.3万元。后刘某又将其中的1万元送给民政局社会福利股股长郭某（另案处理），该赃款已追退。2013年5月14日，检察院通知刘某接受排查询问时，其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。被告人刘某被控犯受贿罪。

　　【分歧】

　　刘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没有疑问，但对受贿数额的认定出现了意见分歧：

　　第一种意见认为，刘某的受贿数额应当是1.3万元。因为刘某虽然最初收受了薛某2.3万元，但为了帮助薛某顺利实现行贿目的，才转送给郭某1万元，其实际所得只有1.3万元，受贿数额应当按照实际所得来认定。

　　第二种意见认为，刘某的受贿数额应当是2.3万元。因为刘某实际所得虽然只有1.3万元，但其具有受贿2.3万元的主观故意和行为，后来转送给郭某1万元是受贿既遂后对贿赂款的处分，不影响受贿数额的认定。

　　【评析】

　　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，理由如下：

　　1.在犯罪主观方面，刘某具有受贿2.3万元的主观故意。刑法对犯罪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，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，只有在主观故意或者过失意识支配下的危害行为，其危害结果才能归责于行为人，受贿犯罪亦不例外。受贿罪的定罪量刑取决于数额和情节，因此，不仅要求受贿人对受贿的行为性质有认识，而且要求受贿人对贿赂财物的价值有认识。只有受贿人意识到收受财物的实际价值时，才能认定其具有受贿相应数额的主观故意，反之，如果受贿人对收受财物价值的认识出现偏差时，则不能认定其具有受贿与财物实际价值相应数额的主观故意。

　　本案中，薛某送给刘某2.3万元请求其提供方便，刘某明知自己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应当秉公廉洁执法，仍然收受贿赂并答允提供便利，可以认定其具有受贿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。就受贿数额而言，薛某所送的是现金而非不以货币形式呈现的财物，不会出现对财物价值认识的偏差，由此可以认定刘某对2.3万元的受贿数额具有明确认识。同时，在薛某的主观意志下，其对刘某的行贿数额是2.3万元，尽管行贿罪与受贿罪是不完全对合犯，但在贿赂数额方面，双方应当具有盖然性共识，因此，可以认定刘某具有受贿2.3万元的主观故意。

　　2.在犯罪形态方面，刘某收受2.3万元贿赂款时受贿已经既遂。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，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允诺收受财物即可以为请托人谋取利益，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权力与利益交易的约定，使人们产生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可以收买的认识，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。就犯罪形态而言，受贿罪既遂的标准应当包括收受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其中，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，而不是实际上为他人谋取到了利益的结果。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，也可以是暗示的，既可以是真实的，也可以是虚假的。只要受贿者有许诺行为就会使请托人认为权与利可以交易，就已经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，就可以认定受贿犯罪已经既遂。本案中，刘某收受薛某2.3万元贿赂款并承诺为其提供便利，此时刘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已经受到侵犯，故可以认定为受贿既遂。

　　3.刘某转送部分贿赂款给郭某是受贿既遂后对贿赂款的处分行为，不能改变受贿罪的性质和形态。薛某向刘某行贿时，没有对贿赂款进行明示或暗示的分配，刘某转送部分贿赂款给郭某，是为了实现自己对薛某的承诺，送款数额是其自主决定的，可以是1万元，也可以是其他任何一个数目。转送1万元给郭某是刘某对贿赂款的支配问题，亦即贿赂款的去向问题，不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，而是受贿既遂后对贿赂款的处分行为。任何犯罪只要既遂就已经处于最终的停止状态，不可能再回到预备、未遂、中止等形态，受贿罪亦是如此。刘某收受2.3万元贿赂款并允诺为薛某谋取利益之时受贿罪已经既遂，其后对贿赂款的处分是受贿犯罪的附属行为。附属行为不能决定或改变主行为的性质和形态，对贿赂款的处分不影响受贿数额的认定，因此，刘某的受贿数额应当按照犯罪既遂时的数额认定，即2.3万元。

　　综上，本案中刘某具有受贿2.3万元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，在其收受2.3万元贿赂款并答允为薛某提供方便时，受贿犯罪已经既遂。其后转送给郭某1万元不影响受贿数额的认定，因此，刘某的受贿数额应认定为2.3万元，不扣除其送给郭某的1万元。